起名严震细数那些历史大师犯下的小错误
发布时间：2025年10月21日 点击：[0]人次
在读书得过程中，阿吉留意到有些书，特别是名家的著作，容易给后人抬高得“一无是处”，我们见到相关的书评与引述都是赞美居多，导致不少人以为只要是大师的著作可以随意引用，而不必详加考辨，长此以往，错误因陈而得不到解决。
这便是前辈学者为何强调要注重第一手史料，注重“读书得间”的原因。
阿吉在这里不揣浅陋，也将读书过程中发现的“大家小错误”记录下来，名之曰:“大家小误”。
第一个上场的是田余庆先生的名作《东晋门阀政治》，这本书在魏晋南北朝政治史领域业已封神，成为后学研究的范本作品，比如最近封神的仇鹿鸣老师，在其名著《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》中，便提出《东晋门阀政治》一书是他努力效仿的榜样。
但是我在书中第二部分《论郗鉴》中发现一处史料引用错误：田先生将王徽之嘲讽的“郗司空”搞错了。（原书p97）
《东晋门阀政治》
因为我恰好在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典藏本《世说新语》，而田先生引用的史料恰好是《世说新语.排调》中的一条，我因此直接比对原文，结果对照之下发现田先生引用有误。
《世说新语》
从下面刘孝标的注2中，不难发现，郗仓即郗融，是郗愔的第二个儿子，所以他说的“公今日拜”，拜的对象是郗愔，而不是别人，这是其一。
郗愔也曾“征拜司空”（《晋书.列传第三十七》），外人敬称“郗司空”可以指郗鉴也可以指郗愔，另外北府特指徐州都督（见上图刘孝标注），恒温曾“迁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、领徐兖二州刺史、假节”，而郗鉴在咸和初（326年），也曾领徐州刺史，故此北府也是两个人都可以称呼，这样使得研究有了难度，容易混淆，这是其二。
而最重要的一个判断思路是：郗鉴去世在咸康五年即公元339年，据张嘉霖翻译的日人八幡光太郎所写的《王羲之年谱考》记载，他的儿子郗愔在永嘉四年即公元310年出世。众所周知，王徽之的父亲王羲之是郗鉴的女婿，曾有著名的“东床快婿”典故，而王徽之应该与郗鉴之子郗融属于兄弟辈，故此郗融敢于说他“出言不逊”。那么根据礼法，王徽之对郗鉴口出讽刺之言是不可能的。
另外，王徽之的出生时间，应在公元334年之后（凝之出生于此年），而又至晚在建元二年即公元339年之前（操之生于此年），一般认为是咸康二年丙申即公元336年（据王氏家族：王羲之年谱，引用自《绍兴名士家世丛书》）。王徽之无论出生于此间何时，明显不可能在郗鉴尚在世时到郗门卖弄智慧，别忘了郗鉴在公元339年就去世了。
还有，郗鉴“咸和初，领徐州刺史”，分明是公元326年的事，王徽之还未出世呢！相比之下出生于310年的郗愔，结合上述资料记载更可能是文中被拜为北府的“郗司空”。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搜集第一手史料探讨，姑存此论。
《王羲之年谱考》出处
综上而言，由于《晋书》记史忽略年份，这段史料本来存在一定争议，但综合分析应该是指郗愔而非郗鉴，田老直接引来论述郗鉴，而没有加以辨别，这是一次史料引用失误。
第二个上场的是现代魏晋史领域研究的开山祖师陈寅恪先生，也是阿吉的偶像。
他在名著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第五章《新乐府》中论述白乐天作新乐府是“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，而以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，如兵车行者，为其具体之楷模”，接着引用了白居易的《总序》来加以说明：
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书影
这本来没什么毛病，不值得大书特书。但是，在后面的论证中，陈先生为了辩驳严震白氏讽谏本及日本嘉承（相当中国北宋元祐时）重钞建永（相当庆历时）本中，于“首句标其目”下注解的“古诗十九首之例也”的谬误，特意引了孔颖达的《五经正义》(详见下图)：
重点在于：唯据其说，则诗经篇名，皆作者自取首句为题。
前面的论述没有什么问题，包括效仿关雎而以首句为题，这也是非常正确的论断。然后紧接着“唯据其说，则诗经篇名，皆作者自取首句为题。”
这里便出了问题。顺着这个问题捋一下思路的话：据南宋淳熙七年苏诩筠州公使库刻本的苏辙《诗集传》所载，《诗经》在当时已经是三百五篇，见下图（在右下角第三行）：
南宋淳熙七年苏诩筠州公使库刻本的苏辙《诗集传》
其中有六篇笙诗亡佚了，关于笙诗的讨论可以参考袁版《中国文学史》第一卷诗经部分，这里就不赘述了，说来话长。也就是苏辙的《诗集传》所说的《诗经》内容与今天传世的内容相吻合。
陈先生要引用《五经正义》中的“三百二十一篇皆作者自为其名”，恐怕要再对诗经版本源流、孔颖达的意旨深入进行一番探寻，而不能以一句“兹可不置论”便排除于外的。
雕版印书自宋而始发达，北宋的书籍文物多随“靖康之难”而陪葬，故此南宋刻本可说是最早刻本，苏辙所看到的《诗经》已经是如“删诗说”所说的仅有三百一十篇，要往上探索版本源流只怕很难。
而且，孔颖达的注疏所谓“三百二十一篇皆作者自为名”，并不能成为“皆作者自取首句为题”的证据，毕竟“自为名”并非一定要于首句取其名，当然，也可能在唐代流传的《诗经》确实是“首句取其名”，但缺乏直接证据。
如果陈先生是想表达，白居易的诗效仿《关雎》而于“首句取其名”的话，那么后面这里的表述确实不太恰当，尽管按原文论述看来，他是知道现今存世的《诗》三百篇没有全部从首句取名，但所谓的“关雎旧解”似乎没有存世，引用来当“皆作者自取首句为题”的证据是不恰当的，直接得出“皆作者自取首句为题”的结论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。
再取程俊英译注的《诗经》来看篇名，例如《小雅.小明》的开头是“明明上天”；《小雅.大东》的篇名出现在中间的“小东大东”，并非首句；《小雅.巷伯》通篇更是没有出现“巷伯”二字（因为诗中的“寺人”即“巷伯”，均为宦官），但并非在首句。应该还有其他的例子，就不一一穷尽了。已经可以证明并非“自取首句为题”。
这是陈先生论述中的一处疏忽。
因此对待大家的名著，还是应该细细梳理，带着问题意识去读书，而不能盲目加以推崇引用，同时也应该避免陷入一味挑错的误区，这样“思学合一”，才能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历史水平，推动历史学的发展。